《海鸥食堂》是每年必重温的电影。不为什么，就为里面有我喜欢清简的生活。套用台湾刊物《小日子》的话“走进尺度亲切的巷弄，寻找远离大街的迷人小店，这是我们喜爱的城市生活”。
影片的主人公幸惠，从日本来到芬兰，开的正是这样一家迷人的小店——海鸥食堂，卖传统日本料理。店名叫食堂而非餐厅，是有深意的，幸惠说：“这是食堂,不是餐厅哦！我希望海鸥食堂只是在人们路过的时候，很随意地就进来了。”餐厅更正式更高档，食堂更大路更平民化。最初的日子，店里没有什么客人，淡定的幸惠既没有到街头派发宣传单，也不屑于用当地食材做菜来讨好人，就算关门大吉也不改其志。就在这时，她遇到了来自日本的两位怪人：怪鸡旅客小绿，闭眼对着世界地图用手指，指到哪里就去哪里，结果指到了芬兰；怪大妈正子，为了看芬兰的空气吉他大赛而来。三人为了实现幸惠“让客人坐满食堂”的小小梦想，开始搞怪又欢乐的奋斗史。
食堂经营惨淡，却无碍幸惠坚持游泳、练合气道的日常生活，两者被平行并置表现。显然，对幸惠来说，经营食堂的工作和游泳、练合气道的日常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都是修行，最终是要臻于一种无为。结果，不思进取的海鸥食堂竟然借咖啡、肉桂卷和“梅干、鲑鱼、鲣鱼”的手卷紫菜饭团打动了芬兰人的味蕾。这便是厉害的无为。
拍完《海鸥食堂》后，荻上直子陆续拍了被人们称为乐活电影的《眼镜》、《厕所》和《租赁猫》，受其影响，大森美香拍了《游泳池》，桥本佳奈拍了《母亲河》和《东京绿洲》以及相当于一部电影篇幅的电视剧《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掀起了影视圈的“乐活”风潮。所谓乐活，乃英文LifestylesofHealthandSustainability的缩写LOHAS的中译，与发轫于意大利而风行于世界的“慢食”风尚结合，形成一种强调健康、环保、生态、经济、可持续的慢生活，深受世界各地一些青年的推崇。
日本的“乐活”影视往往表现的是同一主题：三五个人组成小圈子，在远离城市的某个世外桃源般的角落，过着怡然自得的日子：莳花弄草、开咖啡馆、摆豆腐摊，甚至做木工。与其说他们在工作，不如说在消磨时光。他们切断了和家庭的复杂关系，人与人之间只存在清淡质朴的友谊，饮食、聊天、发呆、瞎晃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该怎么形容这种随性的生活呢？台湾旅行作家舒国治文章中的话也许能够概括：“路边见有现榨甘蔗汁，喝一杯。碰上北方小馆，有小米粥，喝一碗。偶见老式冰果店，倘洁净，吃一盘木瓜，看到老头子卖烤红薯，买一个，或即吃，或携家吃，甚少见推车售茯苓糕矣，偶逢，买两三块，自吃，也送人，乍然发现一硕果仅存烧饼店（*桥烧饼），购二十个，自留数个，余送人，按铃不在，置信箱内……”
舒国治曾经设想过一种理想的生活：“若有一个年轻人，不想再忍受上班，决心每日烘三百个葱花面包，下午三点出炉，六点便全数卖完，再如主妇每日中午将精心调制的五十个便当拿到公园卖，半小时卖完回家”。其实，这种生活方式早在日本的乐活影视中出现。
如果说《眼镜》开启了乐活电影风潮的话，那么无心插柳的《海鸥食堂》可算是乐活电影的前驱。但对我而言，《海鸥食堂》最有意思的是它并不那么“乐活”，它留恋烟火气的城市日常：它并不刻意标榜远离城市，主人公也不刻意寻找人迹罕至的桃花源，刻意地吃有机食品，将自己与普罗大众切割开来。事实上，当“乐活”变成一种符号时，“乐活”必然走向矫情和做作，也就变得有些惹人厌了。《海鸥食堂》没有这种做作，它讲的是真真切切的城市巷弄生活，主人公乐于和陌生人交流：影片中最好饮的咖啡，做法是芬兰大叔教给她的。手卷紫菜饭团，也是在人际交流的场合中走红的。就此而言，《海鸥食堂》与“乐活”电影通常标榜的封闭的、任性沉溺的世界不同，它的世界是开放的，向各种可能性生长，特别是它信任陌生人之间的善意，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而人际交流是城市生活中的美妙之事，美食则是人际交流最有效的润滑剂。
这也就是《海鸥食堂》令人回味的所在：清淡的饮食，毫不粘滞的人生。喜欢它的另一个原因是片中饰演幸惠的小林聪美，她几乎包办了上述几部乐活电影的女主角。乍看并不美丽，然而清醒、平实、独立、执著、感性、幽默，浑身散发出低调却迷人的气质，令人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李安说舒国治的旅行和美食文字与情怀不时地提醒我们，“在岁月飞逝中，我们生活得有多粗心！”看《海欧食堂》，其实也可以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生活：在这个闹哄哄的世界上，如果学不来幸惠潇洒的无为，何妨心向往之，发现另一个可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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