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鸥*——天津手表厂
海鸥*，这是天津手表厂的企业之*。
在天津解放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中，天津手表厂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自己发展壮大的历史证明了我国手表工业蓬勃向上的生机。
早在年，第一只国产手表就在这里诞生了。30年来，产品不断升级换代，累计产量已达多万只。
从建厂到现在，手表厂多次填补了我国手表工业的空白，有着“四个第一”的光荣历史：第一只由我国自己制造的手表——“五一”表；第一只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手表——“东风”表；第一只销往国外的手表——“海鸥”表；第一只自行研制、达到国际标准的女式手表——“海鸥”女表都出自这个厂。
“海鸥”表被誉为当代“中国计时之宝”当之无愧，不仅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声誉，而且每年有近三分之一的产品输出到港澳地区以及东南亚、东欧、北美等地区。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发展，为天津手表厂注入了新的活力，产品市场不断开拓，经济效益连年提高，手表工人盼望“海鸥腾飞”，让国产手表跻身于世界名牌产品行列的愿望即将成为现实。
有人曾经说过：“计时工业标志一个国家工业的精度。”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当人们瞪大眼睛，密切注视着“第三次浪潮”的趋势，贪婪地吸吮着世界上一切进步与文明的时候，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代表工业精度的行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天津手表厂的历史恰恰是这里的一个窗口，它经历的创业、发展、起飞三个阶段是我国手表工业的缩影。
解放初期的天津，百废待兴。已是奄奄一息的钟表工业刚刚复苏。一大批修表出身的工人集中到两家钟厂里，一家是生产“象球”牌木钟的公私合营华北钟厂，另一家是生产“金鸡”牌闹钟的华威钟厂。
当时，分别担任华北、华威钟厂公方厂长的杨可能和张洁升组织了第一只国产手表的试制。时任国家轻工业部第一机械局局长的杨可能是天津手表厂历届领导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他对手表厂有着特殊的感情。
年底的一天，在杨可能的办公室里围坐着四名工人，他们是华北钟厂的江正银、孙文俊，华威钟厂的王慈民和从夷威表店请来的修表师傅张书文，这四个人便是第一只国产手表的试制者，是开创我国手表工业的元勋。当杨可能向他们宣布市轻工业局局长肖传道支持他们的建议，并批准正式成立手表试制小组的决定时，他们喜出望外，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杨可能特意找来了报纸上各条战线为建设新中国填补工业空白的通讯报道，鼓励大家为国争光，为中华民族争气。
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有金子般的心，火一样的热情，他们有决心、有毅力用自己的双手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开创新的纪元。
试制组组长王慈民，当时只有31岁，这个平时不爱说话的年轻人有一手技术超群的机械加工本领。他从小在烟台慈叶钟厂学车工，天津解放后经人介绍来到天津华威钟厂。他酷爱钟表行业，连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能亲手制作国产手表。当听到让他担任试制组组长时，他紧紧握住杨可能厂长的手说：“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搞出自己的手表来。我要在自己的而立之年为新中国的建设做一番事业，要为发展我国的手表工业奋斗几十年。”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主持了第一只国产手表的试制，建厂后担任过车间主任、技术科长、检验科长，做过技术、管理和*务工作，还参加了我国第一支赴苏联钟表工业考察团，直到他年去世前，还
在为手表工业的发展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提起王慈民的技术，在厂内流传着一段佳话：有一次，钟表厂进行工人考工定级，他接到的题目是配制天车上的一个零件。只见他敏捷地爬上天车，用卡尺测量了坏损零件的尺寸，回到车床旁，拣了一个毛坯件，车、铣、锉，经过紧张加工后装到天车上，试行车一次成功，当时在场的人都惊奇地鼓起掌来，负责主考的领导破例给这个年轻人评定了八级工。
试制组里年龄最大的一位是张书文，当时也只不过40岁，可在修表技术上已是名副其实的老师傅了。他从小在钟表店当学徒，论手艺，在同行中是佼佼者，不然，杨可能也不会把他从华威表店请了来。他摆弄了半辈子钟表，尤其是精通各种外国名牌手表，各种表的结构、零件的尺寸，都在他脑子里装着，像是一部外国手表的活字典。修表中最难的活是摘尖、补齿，经他一修理，完好如初。有一次，一个外国商人送到表店一块瑞士名牌表，经检查，其中一个零件损坏了，当时表店没有这个配件，张师傅用手工做了一个装在表里，简直看不出是后配的，表走得还是那么准，外国商人取表时赞叹不已，最后用生硬的中国话对张师傅说：“可惜你们中国不会做手表。”这句话刺痛了张书文的心，很长时间以来一个愿望在他心底躁动着、咬啮着，他不止一次地跑到华北钟厂找杨可能，撺掇他早下决心试制手表。
试制组的另外两位工人，一位是亨德利表店出身的装配工江正银，另一位是专门配制各种手表零件的育华钟表零件厂出身的小车工孙文俊，都是各具专长的能工巧匠。
就是这四位工人，用他们智慧的双手，打破了“中国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诬言。他们带着一个共同的愿望来到试制组。然而，他们面临的试制条件却是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一间小屋，设在华威钟厂的二楼上，四台陈旧的皮带式机床，是充当车、铣、冲、钻机加工的唯一设备，没有图纸、资料，更谈不上任何可供参考、借鉴的工艺、数据，即使有，四位文化很低的老工人也未必能看得懂。那时候，我们国家刚开始培养自己的大学生，可是大学里都还没有精仪系和计时专业。旧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压抑，传统的造钟工业只给我们留下了一批产业工人，因为有外国商品的输入，才使我们有了一批能修表的老师傅。当时，想找一名懂手表的技术人员实在太难了。他们也曾请来一位在精密机械制造上权威的人士当顾问，可是这位“顾问”只是光顾了一下试制组，便下了结论：“凭这种条件搞手表，简直是瞎摸海。”说完便扬长而去。工人们没有气馁，“顾问”的奚落反而激起他们坚持试制的信念。
试制开始后，他们遇到了更大的困难：没有专用材料，手表的零件很小，一个轮片，一个轮轴，都要用普通的铜板、铜棒去加工，这就需要先把毛坯磨细、磨薄才能加工成型。他们风趣地说：“我们就是那个把铁棒磨成绘花针的‘老太婆’”。
第一只国产手表的试制实际上就是仿制，而仿制不正是一切先进技术和发明的开始吗？他们找来一只苏联制“生那克”15钻三针粗机手表，一个件一个件地仿制着。简陋的机床只能加工出毛坯，大部分加工是用手工抠制，手表中多个零件中最薄的比纸薄，最细的像针尖，最小的只有小米粒大，而孔径、轴径的误差比头发丝小很多，齿轮的啮合不是靠计算摸数，而是靠眼力、靠手工的精细。这些在现在看来极容易加工的活儿，在当时绝不比现代人搞航天器的零件更容易。但是，这些困难都没有难倒他们，反而锻炼了他们的毅力。在试制过程中，局和公司的领导来过，杨可能和张吉升两位厂长更是经常来试制组和四位工人一起研究问题，了解进度。但是，工人们懂得，一天搞不出手表来，就不能向国家伸手要设备、要材料，困难是要人克服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眼下的条件就是一无所有，我们的责任就是白手起家。试制不知反复了多少次，手上磨起了泡，眼睛熬红了，带着时镜的那只眼，长时间盯在细小的零件上，眼皮肿胀得又酸又痛。然而，这种痛苦是和欢乐连在一起的。他们忘掉了自己的家，忘掉了其他的一切，心里只装着一块表。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试制，除去游丝、发条、钻石等几种原件因当时国内没有这种材料不得不到表店去配以外，其余零件已全部仿制成功。
盼望已久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年3月24日下午5点45分，当最后一个零件装配完毕、四名工人聚拢在一起，为这只自己试制的手表上足发条时，奇迹出现了：表针开始转动起来。他们屏住呼吸，听见手表发出均匀、有节奏的“嘀嗒”声，这声音和他们心脏的激烈跳动声融合在一起，在这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回荡。尽管这声音是那么细微，那么难以捕捉，但这毕竟是他们既熟悉又盼望已久的声音，毕竟是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第一次发出的国产手表的声音！像婴儿“呱呱”坠地一样，它大喊大叫着来到人间，声明着自己的存在；同时，给饱尝痛苦的母亲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四位工人，不，他们是第一只国产手表的母亲，望着手中的“新生儿”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当时，一连几天蹲在试制小组小屋里的《天津工人日报》记者张谛迅即拍下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见证。第二天，报纸上报道了“我国工人阶级试制出第一只国产手表，填补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又一项空白”的消息。
随后，试制组又增加了一名装配工人杨春甫，在当年“五一”劳动节前夕赶制出五只样机，当年9月1日，华北、华威两大钟厂合并，成立了天津钟表厂，手表试制组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为筹建天津手表厂奠定了基础。年市里批准成立天津手表厂筹备处，年天津手表厂正式建厂。为纪念第一只国产手表的诞生，天津手表厂的第一代产品便以“五一”牌命名，中国的手表工业从这里开始了。
（在此诚挚地感谢为我馆捐献实物档案的王树森先生，感谢他为我馆捐献的天津手表厂生产的“五一”、“东风”、“海鸥”三块具有代表性的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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