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律师最怕什么样的案子？答案是自己的生命遭受威胁。
这是我最危险的一次职业经历：当事人儿子一度失踪，我自己也遭遇了“意外车祸”，还险些被混混扔进深海。
当时我接手的那桩案子，被告背景异常强大，面对这样的绝对力量，这座城市的律师几乎都退缩了，只有我一个人站了出来。
我不是什么英雄，而是“枪打出头鸟”里的那只鸟，一时间，似乎所有的“暗枪“都对准了我。
那年春天，渔户老陈站在海边，他以为自己看到了地狱。·
整片海面都是纯黑色，经过阳光照射，透露出异样的油腻光泽。
老陈吸了一鼻子，四周空气中弥漫着腐尸与油污混合的恶臭，脚边的沙滩上到处是海鸥腐烂生蛆的尸体。
这片海域，是老陈的养殖场。
海面之下，是他前半辈子所有身家——光是海参苗就有五万斤，其中两万斤还是赊账的。
他不愿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直到亲眼看着数只海鸥挣扎死去。海鸟的生命力是最顽强的，如果连它们都死了，海底的情况不敢想象。
老陈心凉了半截，换上衣服，潜到水底查看。回到岸边，老陈身子僵硬，萎顿地坐在沙滩上。
他呢喃：“后半辈子翻不了身了。”
这是一起严重的海上油气管道爆炸事件。
当地新闻连播好几天，称这次油气泄漏，油气厂要负全部责任，补偿养殖户的巨大损失。
但事故过去3个月，油气公司观察完养殖户的损失情况之后，再无音讯。
老陈和其他养殖户们一起，在绝望中等待。
受损失的养殖户里，少有人敢站出来打官司。因为都觉得油气公司那么大，肯定打不过官司。而且有人得到消息，这家公司的背景很大，附近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敢接案子。
作为退伍军人的老陈不信邪，他决定赌一把。
3个月后，我第一次在主任办公室里见到了老陈。他深陷在沙发里，发黄的手指夹着烟却忘了抽，长长的一段烟灰随时要掉落到地毯上。
“小刘，你愿意接手这个案子吗？”主任问。
老陈双眼通红，他抬头看看我，带着疲惫的神情，狠狠吸了一口烟。我知道他期待主任能接手，可希望落空了。
我跟他说，自己愿意接。
老陈站起身，朝我走过来，掏出一堆现金倒在办公桌上。桌上的茶杯被挤倒了，他赶紧拽出衣袖，边道歉边擦掉桌上的茶水。
老陈走后，主任才问我，你是不是想清楚了？
我愣住了，因为我压根就没考虑。
在这种上百名律师的大事务所，新手想要生存下来非常艰苦，我只是不敢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主任直接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老陈的损失保守估计在万左右，这样的养殖户还有将近十个，一个成功，其他人肯定也会起诉。加起来近亿元的赔偿，对于一个企业意味着什么？”
她压低嗓门问我：“老陈来我们事务所之前，已经找了3个月律所，你想想，为什么没人敢接？”
我突然明白她的意思，从接下这桩案件开始，我就成了这家企业眼里“该死的出头鸟”。
可我不信邪，还是决定硬着头皮上。
我去了一趟被污染的海域，望着覆盖海面的黑色油污，还有挣扎着死去的海鸟。想象自己很强大，可以做些什么。
那时我全然没想到，在一些人眼里，我也是一只小小的海鸟。
1
接下案件的头两周，我看着老陈的头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白，人迅速憔悴消沉。
他是一个转业的军人，态度很硬气，同时也是那片养殖区域里最大的养殖户。在其他养殖户眼里，他是最有威望的那个，一是做人仗义，二是看待问题比大家全面。
以往，大家就连在什么时候放海参苗、放多少斤这种事情上都跟老陈商量着来。
这次打官司也是一样，所有人都跟着这位老大哥行动。
被众多眼光注视着，老陈的压力可想而知，他越来越等不及，几次跟我表示，自己一定要把这个官司打下去。光从那眼神，我都能看出坚定。
而我这边也在准备着诉讼。经过主任的提点，我决定在写诉讼材料的时候，采取一种迂回战术——先要求被告方承担30万元污染清理费，其他损失待鉴定后确定。
老陈看着这个数字，颤抖的手迟迟不愿意在起诉人那一栏签字，他老泪纵横道：“刘律师，我损失了几千万，要这30万跟没要有什么区别？”
我跟他解释了诉讼费的风险，而且指出了更重要的一点——索赔数额过大，可能就会打草惊蛇，让那家公司的律师瞬间警觉，并对我们采取应对措施。
我再三安慰老陈，重点是后半句：其他损失待鉴定后确定。只要有这句，油气公司该赔的都得赔。
主任也跟着说，既然选择了我们，就要相信我们的专业性。最后，即便老陈对我这个小丫头片子的说辞将信将疑，还是签了字。
果然，法院开庭传票下达以后，老陈就告诉我，当时的选择是对的。
“刘律师，其他养殖户都要求上千万赔偿，结果全让油气厂威胁到撤诉了。唯独我没有受到威胁，还是油厂领导亲自来找我谈的，说愿意出五十万，让我撤诉。”
老陈拘束地坐在沙发上，不停搓着手，吞吞吐吐地说：“油气厂找来的人，都是社会上的。”
我知道老陈在担心什么。他虽然暂时没有受到威胁，可一旦鉴定完毕，确认了赔偿金，肯定会被油气厂请来的“社会上的人”找上门。
对此，我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尽量求“快”。
我要在第一次开庭，就向法官申请找来专家鉴定污染，再马上算出赔偿金额，打油气公司个措手不及。主任也赞同我的思路，让我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开庭。
老陈的案子是这些养殖户里第一个开庭的。
我一走进法庭，就发现气氛诡异——旁听席左边，居然坐着一伙地痞流氓。从我进门开始，他们就用不怀好意的眼神盯着我。
我一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油气公司请来旁听的“员工”。
而在旁听席的右边，全是养殖户，他们自动与那群流氓分清界限，齐刷刷坐在靠近我的这一侧。
但我发现，这些养殖户都低着头，不敢让别人认出来。
那个瞬间，我出离愤怒，这不是侮辱法庭吗？“社会人”霸着座，把普通老百姓恐吓成这样！
我坐上了原告席，心里意识到这是一场硬仗，不能退缩，否则这些养殖户们会陷入彻底的恐惧，不再对自己的损失有任何希望。
庭审开始，法官宣读了双方代理人身份之后，我发现对方来的不是律师，而是所谓的“公司员工”。
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除了律师外，必须是公司员工才能代理公司的诉讼案件。于是我先发制人，要求看对方的劳动合同，并表示如果不能证明，就不同意下次继续开庭。
我还没说完，旁听席的流氓激动了，纷纷破口大骂：“傻X律师，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死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一片谩骂声中，我和这群流氓对视着，发现里面有个“大背头”，像是其他流氓的头儿。
这人30多岁的样子，头发两边剃光，中间的全部往后梳。个子高大，面皮白净，死死盯着我。
我强忍怒意，对这帮流氓面无表情，决定要在自己的“主场”，法庭上给他们个下马威。
2
法官敲了两次法槌，这些流氓才安静下来，流程继续。
这次开庭最重要的，就是确定鉴定机构，可由于案件的特殊性，当时找不到关于海底养殖作物损失的鉴定机构。
被告人坐在对面得意地抖着腿，就等我的鉴定申请被驳回。
他简直太小看律师的专业性了。
我面不改色地发言道：沿用以前的案例，在没有鉴定机构能进行鉴定的情况下，只要双方同意，可以找相关领域专家进行鉴定，出具的鉴定报告具有同等效力。
被告听完坚决不同意，认为在不能鉴定的情况下，就应该驳回我的诉讼请求。审判长宣布休庭，跟几位审判员小声商议着。
坐在原告席上的老陈很紧张，斑白的鬓角上已经挂上了汗珠。想必他已经开始担心了。
我决定再次主动出击。
在众多威胁眼神的注视下，我大声道：“审判长，如果这个案件因为鉴定有困难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那原告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维权呢？”
现场鸦雀无声，我一字一句地说着：“通过媒体，还是上访下跪喊冤？”
旁听席又是嘘声一片。
“哎哟给你能耐的还威胁法院了！”
“看她那个x样就特么想弄死她！”
旁听席上的漫骂声越来越大，审判长再次敲响法槌予以警告，并且叫来了法警，才控制住了局面。
法官经过商讨，最终同意了我的方案，决定让某水产大学的教授来进行鉴定。
被告代理人还是一副得意的样子，大概他认为只要是人，就有被公关的可能。
只见被告人在庭上使了个眼神，旁听席的流氓就开始疯狂喝倒彩。
我还没有怎样，可这却让老陈受了刺激——法庭上都敢这样，自己胳膊扭不过大腿的，肯定拿不到足额赔偿。
我必须下狠手了。于是我再次提议：“鉴定人员必须得双方签笔录确认才可以。”
因为鉴定人员落实在笔录上后，这份笔录将被法院保存在卷宗里，那可是永久的印记。
我冲着其他人大喊：“如果有人丧良心呐，将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此言一出，旁听席上又掀起一阵谩骂。
我忍无可忍，大声道：“审判长，我申请这些素质低下的旁听人员回避，如果不清理旁听席，我会申请调取法院的庭审录像公之于众。”
审判长看了我一眼，让法警把这群骂骂咧咧的人清理出旁听席。
我知道审判长看我那一眼是什么意思，庭审马上就要结束了，没必要再激化矛盾。
但我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告诉这群流氓：在法庭上，他们不能跟一个执业律师耍无赖。
首战告捷，庭审结束后，所有养殖户都把老陈围住，询问下一步计划。在这个时候，老陈的信心就是他们的一针强心剂。
我看他们的样子，稍微放下心，可刚准备先回所里，就发现自己被人跟上了。
法院门外，等候已久的十几个流氓跟在我身后。在闹市区的大街上，他们没做什么，却发出无声的威胁。
直到大背头打破沉默：“没看出来啊，小娘们儿嘴皮子挺利索，改天找几个哥们儿，祸祸死你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我听到身后龌龊的笑声不断。
这次，我没有和他们逞口舌，回到事务所，我回忆了开庭时的种种细节，觉得这帮流氓只是嘴皮子功夫，于是信心满满地准备下一步计划。
我丝毫没意识到，事件开始失控了。
那天傍晚，老陈给我打电话，声音颤抖地说：“刘律师，我们撤诉吧。”
我以为对方又提出了私下赔偿，便说：“对方给你多少赔偿？你可以自己衡量。”
没想到老陈带着哭腔大喊：“一毛钱的赔偿没有，我儿子今天放学被人弄走了，人都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