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治疗白癜风 https://wapjbk.39.net/yiyuanzaixian/bjzkbdfyy/bdf/近年，随着一系列戏剧演出活动和戏剧节的开展，不少经国外导演重新排演的经典名剧先后来到中国演出，其中包括剧本早已为我国观众所熟知的果戈里所写《婚事》《钦差大臣》、易卜生所写的《人民公敌》、莎士比亚所写的《理查三世》《哈姆雷特》、契诃夫所写的《海鸥》等。在一次演出后的座谈会上，俄罗斯圣彼得堡亚历山大琳娜剧团的艺术总监，也是《婚事》这一剧目的导演，瓦列里福金（ValeryFokin）谈到：“在改编经典作品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保留经典作品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也要从这些经典作品中挖掘与当下世界相符的部分……如何在经典作品中找到与当下世界的共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肃的问题。因为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也许现在的人和数千年前的人们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改变的只是人的语言和人对于世界的态度，又或者只是身上的衣服这些外在物品的变化。所以说，结合经典与当下是一个最复杂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让时隔久远的剧本与当下的观众产生共鸣？
在如何使经典剧“现代化”这一探索之中，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是导演们对全剧的总体处理原则——在“现代化”舞台空间，让角色以“现代化”的形象，以“现代化”的行为方式展开生活。立陶宛OKT剧团演出的《海鸥》舞台有着一种现代化的貌似“随意”的简洁：干净的舞台上几乎只有几把现代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折叠椅，没有花园、没有湖泊，也没有戏中戏的舞台。演员们身着牛仔服、无袖背心、超短裤、帽衫等现代的服饰。其中妮娜这个角色是一头活泼、帅气的短发。在将人物形象现代化处理之后，角色们的动作也进行了“现代化”的“改写”，如：吸鼻烟的玛莎改成了吃药；多尔恩大夫会当众铺开瑜伽垫做普拉提；特列勃列夫的乐器不再是钢琴而是架子鼓，等等。在换场时，导演也没有收光，在第一幕结束时，仅让演员举起手来比出一个“2”字的手势，演出即进入了第二幕。此前，该导演所排演的《哈姆雷特》亦是将舞台整个设置成了一个大化妆间，每个角色都有一面属于自己的化妆镜。在演出开始之初，当观众注视着舞台上的角色时，角色们在注视着镜中的自己。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亚历山德琳娜剧团演出的果戈理的经典剧本《婚事》中，导演瓦列里福金对于物质性舞台手段的信任远胜于剧本所提供的台词。在他看来，舞台上的布景、道具同样是重要的叙事手段，而不仅仅是依赖台词。因此，他把“婚事”的主场景（剧本中女孩子阿加菲娅的家）设置在了一个圆型的冰场之上，所有的演员都穿着冰刀滑行在舞台上，他们既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又只能加快速度完成自己的舞台任务，这样一来，反而将人物与情境的喜剧性凸显了出来，也使果戈里的剧作变得更加“现代化”。
在OKT剧团演出的《海鸥》中，特列勃列夫的形象像是一个被压抑的随时会精神失控的郁躁症病人。剧本中他弹奏的钢琴被导演用架子鼓取而代之，打击乐高亢而激烈的音效更外化了特列勃列夫抑郁而狂躁的内心。而母亲阿尔卡金娜与他的关系是极为紧张、压抑的。在为儿子换绷带的这场戏中，阿尔卡金娜严厉抽打着特列勃列夫裸露的背，骂他没才华、没用，是寄生虫，在特列勃列夫痛苦而激烈的抗争中，他的背被母亲抽到全是红手印。狂躁而无法反击的特列勃列夫用尽全力去捶桌子、摔椅子，使整个舞台上爆发出非常暴躁可怖的情绪——他不能向对他最大的精神施暴者，自己的母亲阿尔卡金娜进行反抗，只能以这种压抑而又疯狂的方式来消化自己心中的怒气，由此也不难想见，这样的行动与情绪不断积累，他最终必将走向自我毁灭之路。除此之外，奥斯卡科尔加诺夫对剧中的其他人物形象也进行了他个人的解释——在剧本中，多尔恩大夫是唯一对特里波列夫能有所理解的人，而在OKT剧团演出的《海鸥》中，多尔恩对特里波列夫有了追捧者对偶像的盲目热情，因此其对特里波列夫的“理解”变得肤浅而可笑。再如，索林在外甥特里波列夫和妹妹阿尔卡季娜之间来回说和的台词被删去，使这一人物形象变得不再是一个敦厚长者，而变得自私且稍显猥琐。导演奥斯卡科尔苏诺夫在谈到他对契诃夫的剧本处理时，是这样说的：“契诃夫的每一句台词就像手术刀一样，他通过舞台诊断出了我们时代的弊病、灵魂的顽疾。对一个导演来说，最重要的使命就在于忠于原著，全力挖掘演员的潜力，使他们能够展示出自己的才华。”科尔苏诺夫所导演的《海鸥》充满了现代元素，使得演员在对角色的塑造过程中找到了最佳状态，也让契诃夫戏剧中具有隐蔽性的喜剧因素得以凸显。奥斯特玛雅导演的《人民公敌》中的人物都与原剧本中的人物形象略有不同，特别是托马斯斯多克芒医生。在原剧本中，他是个极其快乐的人，性情开朗，对任何人都没有戒备，也全然不懂经济和政治，有一点迂腐。而在导演的重新读解中，斯多克芒医生性格中不善于与人沟通的一面成为导演重点塑造的对象，并将此推向了极端。于是舞台上的斯多克芒刚愎自用我行我素，偷偷调查浴场水质不与家人商议；他不懂人情世故，经常惹怒他的市长哥哥；他不善于做家务，各种问题上全然不考虑妻子的感受。这样的人物性格设定，使得人物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导演让斯多克芒的妻子与特别“善解人意”的报社主编发生了暧昧，这在原剧中是不存在的。这样的处理更加孤立了斯多克芒这一角色，使他随后的抗争更加显得绝望、无助，加深了他的“悲剧化”。
“现代化”的导演手段的运用随着科技进步，当今的舞台所能使用的视听功能已经远远是莎士比亚或易卜生所无法想象的。如何在更先进的舞台物质条件下，运用更加适合的导演艺术手段来深化经典剧目与当今时代相呼应的主题思想是一个不能不讨论的话题。通过《海鸥》《婚事》《理查三世》等这些剧目，不难看到，这些作品的导演运用了“象征”“暗喻”“对比”“夸张”等手法，来对全剧的主题思想以及他们或认可或否定的人物表达出讽刺、同情或扬弃的态度。象征与暗喻。在《理查三世》这出戏中，理查三世多次裸露出穿着女式束型紧身内衣的身体，他的背上直接背着一个黑色的鼓起来的小布包，来假定驼背，暴露在观众的视线里，使理查三世异化、扭曲的内心世界被“具象化”。舞台正中央上方吊下来一支麦克风，理查大量的独白都通过一把抓起那个麦克风来“大声地向自己说”。开场第一次充满罪恶与欲望的独白后，他拽住绳子荡起来，并试图把脚伸进事先准备好的绳圈中，两次都没成功。但到了最后，他却单脚吊死在中间挂麦的绳子上，形成他被欲望吊死的暗喻，也与开场时他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样在《理查三世》中，奥斯特玛雅还运用了人偶同台的暗喻——用两个儿童形象的人偶来表演两个未成年的王子。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这两个小王子后来均被理查三世杀害。而导演的暗喻也非常清楚，无论是生还是死，两个小王子几乎都是理查三世用来谋取权力的棋子，他们短暂的一生仿佛就是两个傀儡，被理查三世所玩弄。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喜剧院演出的《钦差大臣》的结尾之处，人们还没有从被上一个假的钦差大臣的愚弄中缓过劲来，紧接着又来了一个新钦差大臣，而这个新的钦差大臣长着一个恶狼的头，表情凶残而冷漠，令观众在笑过之后，心里不能不大惊——也许这个新的钦差大臣是真的，但他对人的剥削只会更加残酷。对舞台节奏的放缓与加速，以及对舞台气氛的把握。同剧作家笔下的场面相比较，当代国外导演对舞台节奏与气氛的处理非常主观而大胆，但是大多数导演的作品并不会因此改变原剧本的思想立意，相反，这些处理恰恰会显现出原本隐藏在文字中的“悲剧性”或“喜剧性”，也更为能够让当代观众所接受。“慢”而“冷”的舞台节奏与气氛在OKT剧团演出的《海鸥》中多次出现。导演显然是有意识地将节奏减慢到非日常化的状态，比如在第一幕，特列勃列夫的戏开演之前，有一段时间较长的静场处理。在这个时间之中，演员在舞台上同观众一样也是前后并排而坐，演员与观众正面对视着，演员的表情是轻松而稍带微笑的，但是他们静默着，很长的一段静默，甚至由于这个时间较长，有观众笑了起来。而在第四幕临结尾的时候，即妮娜走后，特列勃列夫仅说了一句台词：“希望妈妈不会看见她”，即走入侧台，随着枪声的音效响起，他死了。同时，当自杀的枪声响起时，其他演员不像原剧中所写的那样吵吵嚷嚷地打着牌，而是静静坐在舞台一旁“冷冷”地等着特列勃列夫的枪声响起。对剧中人物及人物关系的重新读解、对剧本进行适合主题思想的删改并不是近年来才有的导演构思的着力点，但导演在处理该剧时，着意让人物关系的“紧”与“热”和舞台节奏、气氛的“冷”与“慢”形成强烈反差，这样使得人物形象变得夸张，从而产生了戏剧场面上的喜剧感，但同时也放大了人物的悲剧感。可以说，这正是其导演在二度创作时别具匠心的体现。与《海鸥》的“慢”相反，因为深受梅耶荷德影响，《婚事》导演瓦列里福金在舞台调度上有异常明确的目的性，他要通过角色与支点关系快速改变完成导演语汇，清晰地向观众传达他所想表达的思想。所以，他加速了舞台节奏。在以“滑冰”这一形式表演的激烈的求婚竞争中，舞台演员——角色的外部行动被明显加速的同时，也加速了角色的内部行动，并加速了剧情的发展。正因为《婚事》是一出喜剧，“加速”更使它显得幽默、滑稽，恰恰与婚事中的男主人公波德科列辛慵懒缓慢的心理节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对这样一种“慵懒、无用、多余”的人形成了强烈的讽刺。果戈理的剧本创作于年，反映的是19世纪末圣彼得堡庸俗的社会风气，但是经过导演大胆的“现代化”处理后，明快轻盈的节奏使该剧呈现了“现代化”的新貌。借助现代设备放大心理空间。在《理查三世》中，舞台中央垂下装有摄像头的麦克风，它不时被饰演理查三世的演员抓起，大声地诉说着。这时，麦克风上的摄像头会拍下他恐怖扭曲狰狞的面孔，同步投影到演员——角色身后的墙壁上，同时放大理查三世丑恶的面孔与不可告人的、阴森可怖的内心世界。
总之，人的本性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仍旧可以对几百年前甚至两千年前剧本中的人物所遭受的苦难有所理解并感同身受，但是导演身处当下的时代，不能不通过自己的作品对当下的时代表达态度。如瓦列里福金所说：“结合经典与当下是一个最复杂的问题。”当今导演仍在不断探索，让经典剧本在当下时代依然焕发光彩。
